北京晚报 | 作者 石一枫

怎么我们的常态反而成了下一辈的奢侈？

当课外辅导班关闭后

(资料图)

《逍遥仙儿》 石一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家石一枫最新长篇小说《逍遥仙儿》中有一夜暴富的拆迁户，特别能战斗的知识精英，被迫内卷的北京土著……声名赫赫的海淀“牛小”，三个家庭的“鸡娃”大战，在教育内卷浪潮下如何做个逍遥仙儿？“我落人中然自在，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……”石一枫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：放了学就满院子疯跑，钥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丢了，等到炊烟升起，还要和大人展开一场气急败坏的追逐战……

童年的模样不是本该如此吗？也没耽误我们成长为坚忍、奋进的一代人。 长篇小说《逍遥仙儿》是新京派代表石一枫对当代北京生活的书写。

“互联网大潮”下，歪打正着买了学区房的“导演”庄博益与妻子小张如愿将女儿送入“牛小”，与“高知白领”苏雅纹的儿子、北京近郊拆迁户王大莲的儿子成为同学。“双减”政策一朝施行，校外培训班、课外辅导班纷纷关闭，“牛小”的家长也打起了“地下战争”。在三人的“精心策划”下，开在王大莲家高档社区的家庭辅导班应运而生。渐渐地其他家长闻风而动，家庭辅导班迎来了前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，一时间欣欣向荣，好景不长，家庭辅导班遭到了“有关部门”取缔，一地鸡毛中，三个家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……

石一枫的《逍遥仙儿》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，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，勾连出一副当下北京众生相。 “海淀鸡娃”名满天下，却与“减负”政策撞个满怀。石一枫塑造了“典型家长”王大莲与苏雅纹，高潮迭起地展演了名牌小学里“家长群的怪现状”。而在经历了自我体认、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，人们发现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。

我常懊恼自己是一俗人，但也庆幸自己是一常人。这种人的特点是：博爱精神有点儿，但没那么广，求知欲望有点儿，但没那么强，艺术情趣有点儿，但没那么高。这种人是爱操心别人的爱与痛、喜与悲，但有个前提，先得把自个儿伺候舒服了，也先得把自个儿那点儿事捋明白了。这种人看小说也有标准，首要一点一言以蔽之——与我有关。

这种标准几乎不体现为外在的规则，而是内在的本能，影响着我的读书过程。经常看哪个大师的名著，怎么看怎么好，有时觉得“小说就该怎么写”，有时觉得“小说还能这么写”，但看着看着就兴致骤减，希望这小说赶紧完，还不完就翻快点儿，这时候也不琢磨他怎么写了。跟酸曲里唱的似的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留不住你，这么好的作品怎么就看不下去呢？当然不是大师出了问题，是我出了问题。我对与我有关的东西才感兴趣，万一他关心的我不关心，那也不是不能领悟，是没兴趣领悟。

大师的悲哀常在对牛弹琴，但牛也冤，它虽然不爱听人弹琴，可也需要人带它上山吃草。牛并不愚钝，它只是辛苦。人当然不是牛，可这年头的人没准儿比牛更辛苦。本着这种认识，我希望别人看我的作品能看下去，而不是受折磨。基于此，我对自己的小说也有个要求，就是做到让人感到“与我有关”。

做到这一点，当然又是一个复杂的工程，所谓选材只是其中一点。 《逍遥仙儿》当然是关注了城市人，尤其大都市中的人们比较能够共鸣的话题——诸如房子、教育等等相关现状。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的，但住哪儿、住多大、跟谁一起住等等因素又会带来种种纠葛；教育从来也是个复杂的话题，人生糊涂识字始，但假如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往往是大糊涂带领小糊涂一块儿犯糊涂，我们为什么偏偏就不能明白点儿呢？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是不是也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性？上述纠葛是大多数人经历过的，糊涂也是让大多数人困扰的，并且随着城市的扩大，纠葛和糊涂几乎达到了极致，有了让人精神崩溃的趋势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内卷”，我想这都是文学可以表现也应该表现的。

对于人物的选择，当然也是日常生活里的身边人。在这儿还需要有个注意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。如果用性别、阶层、教育水平这些硬杠杆去衡量人群，也许总能相应地把人分门别类，就像澡堂子永远得分男部女部，但细一观察，原先我们对某种形象的经典化的认识又总会失效——所谓的“老市民”一定是守旧的、陈腐的吗？他们的网瘾为什么不能比年轻人还大？所谓的“暴发户”一定是嚣张的、挥霍的吗？他们对于“阶层跨越”的概念为什么不能丰富一点儿、多元一点儿？说到底，塑造人物并不是坚固成见的过程，而是破除成见的过程。应该说，小说里的道爷、王大莲都是我们惯常认识中已有的人物，但惯常已有不等于惯常所见，通过重新观察，重新发现，找到“这一类”人物在今天生活里的新状态，从而塑造出独属于今天气息中的“这一个”，也相当于完成了某种创造。

最后还是得说说抽象层面的思考。非说所谓的“哲学问题”不是普通人所能关注的，这种看法近乎反动，也不实事求是。谁也没规定过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哪儿来”、“我向哪儿去”之类的天问属于哲学家的专利，哲学家没准儿还是从田间地头听来的呢。道理道理，道上的理，说到底也是尘土里的智慧。只不过道理一旦经过提炼、总结、衍生就有个危险，它会悬浮在上，变得与普通人无关，或者说即使仍然有关也很难看出关系究竟在哪儿。而写小说当然要触及道理，只不过触及的不是道理的结论以及推演过程，而是它从尘土里生发出来的过程。这类似于思想的还原，让树木重新生长一遍，并且观察它是否能够长出植物学课本里不同的枝杈与果实。

从具象到抽象，从尘土到枝杈、果实，小说也就成了综合之学。综合之学说到底还是个杂学，比的不是高精尖，而是让人感到“与我有关”。在《逍遥仙儿》里，我想研究的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杂学，也就是我们“城市生态”——不同阶层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身份、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个公共场域中的相遇、碰撞、交融。这近乎复杂的化学过程，变量极多，可能性无穷。而回到生活本身， 对复杂的过程尽可能再现并做出相对独到的分析，或许是写作这类小说的乐趣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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